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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唐人街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来自外部主流社会

  不管是黑帮横行的贫民窟,还是精英华人居住的模范社区,抑或体验中华美食和文化的旅游胜地,唐人街都具有不可言说的魅力。通过对东京池袋唐人街、温哥华唐人街、纽约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里斯本唐人街、秘鲁唐人街、哈瓦那唐人街等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一书呈现了全球唐人街的发展、变迁与重生。本文摘编自主编之一的王保华先生为该书所撰绪言的《唐人街与外部社会》一节,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因为历史的、本土的因素以及主流社会的情况的差异性,唐人街进化发展的道路往往千变万化。实质上,影响唐人街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的确来自外部主流社会;外部社会和全球经济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唐人街的发展。

  长崎唐人街产生于18世纪的德川时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刚开始,德川幕府对铜的出口量以及华人的流动加以严格限制(Pan,1998),从1688年开始,华人只能在规定区域内定居,当时的唐人街是一个仅占31025平方米的贫民窟(Pan,1998),该限制直到20世纪初才解除。从该例子看出,从唐人街产生初期开始,它的发展与世界贸易以及德川政府采取的政策息息相关(Wong,1999)。相比其他唐人街,比如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长崎这个历史悠久的唐人街规模更小,也不广为人知。

  神户和横滨唐人街的形成与长崎唐人街产生的历史极为相似,是日本与外国势力签订条约所导致的(Wong,1999)。早在1858年,华人就给在日本的欧洲殖民者担任航海员、中间人和翻译官。凭借中日友好条约,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于1873年被作为商业区开发出来(Ohashi,1993;Wong,1999)。

  横滨唐人街是全日本最大规模的唐人街,拥有260间餐馆,500间店铺,每年吸引游客量达到1200万(Pan,1998;Wong,1999, Wong于1995年、2006年所做田野调查)。

  成立于1873年的横滨华人会馆是日本第一个综合性的华人组织(Chen,2002)。横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地区,并且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政治运动影响,比如这里的第一个华校就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关系密切。受中国政治局面影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横滨的唐人街也分裂为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日本横滨,唐人街被当地人称作“中华街”(Chukagai),同样的在神户,唐人街被称作“南京街”(Nankincho),这里也和横滨唐人街一样,主要以来自广东和三江地区的华人为主。

  如今,在外部社会的帮助下,横滨和神户唐人街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Ohashi,1993)。横滨唐人街发展协会成立于1971年,在该协会的推动下,唐人街得到了大量日本和西方商业的入驻。不仅如此,发展协会的会员当中,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它还与横滨市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希望通过市政府来推动唐人街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市政府举办的欢庆春节活动已经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旅游节目。一些高中生甚至把唐人街当作他们的毕业旅行之地,许多外国和本地游客都争相游览唐人街(Wong于1998年和2006年所做田野调查)。

  同样,神户唐人街也得到了日本社会的支持。神户唐人街商人联合会成立于1977年;在1981年,该商会对南京城实施了修复计划,新添了一个樱花大门和广场,让神户唐人街焕然一新。商业联合会也致力于举办华人的春节,从而推动唐人街旅游业的发展。神户唐人街的发展对于商业联合会里的日本商人和华人商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Wong在1998和2006年的田野调查)。

  这些振兴唐人街的规划大大吸引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后裔参与到传统华人文化活动中,比如说舞龙舞狮,建造以龙为象征的纪念碑,庆祝春节,建造关帝庙等。这些带有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原本是用来进一步发展华人社区的,现在却推动了华人的文化寻根和复兴。中华文化课,像书法、民族音乐、气功等课程既为华人开设,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但相反,这些旨在复兴横滨和神户唐人街经济的项目,却被变成了一种社会构建,尤其是对日本少数民族文化的再构建(Ohashi,1993)。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些可以被看作是构建文化身份的项目。通过这些合作项目,华人更容易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而日本人民也通过横滨和神户的当地政府给华人提供经济和政治上的帮助。所以,日本唐人街可以说是在日本政府政策的推动与限制下发展起来的,当然同时也少不了外部社会和公众的帮助。以上提到的这三个唐人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隔离开来的社区,有些华人住在这里而有些则不是。在这里也可以找到许多日本人的商铺。我在神户和横滨的田野调查显示,这里只有以省为单位的同乡会,像广东会馆和三江会馆,而没有以家族为首的会馆。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主要依靠旅游业生存,他们更像是一个为学校毕业生提供毕业野餐地的主题公园。

  马尼拉的唐人街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事实上,菲律宾华人这个群体很好地说明了公共政策将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社会构造和身份认同。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马尼拉地区并且把该区域发展成为菲律宾的首都(Alip,1959)。西班牙殖民者需要华人劳动力、手工业者和商人来帮他们开发这个地方,于是西班牙的商人阶级开始利用华商来发展他们在菲律宾的商业活动。在西班牙人统治的前期,华人可以任意在马尼拉以及市郊区聚居(Alip,1959)。华人在菲律宾从事各种行业,有的开了烘焙坊,有的开了铸造厂修理间、洗衣店、裁缝店等,还有些商人扮演着西班牙人供货商的角色。从1584年开始,为了更好地控制华人,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划定了第一个华人聚居区“巴里安”(Parian)(Liao,1964)。这同时也充当了当地土著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缓冲带。这个地区由西班牙殖民者(Blair et al. in Liao,1964:23)管理,所有的华人都必须住在这块叫作巴里安的地方。菲律宾唐人街由此形成,并且开启了华人、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当地菲律宾人之间互相敌对的局面。由此可见,唐人街的建立、成型与发展深受殖民势力与外部主流社会的影响和控制。

  西方势力与欧洲殖民扩张同样也影响了美洲与欧洲的唐人街的发展。利马、哈瓦那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唐人街都与西班牙殖民势力的活动有关,例如,华人被殖民者雇用为劳动力,在农场、矿场干活或者去修铁路。在北美洲亦是如此,殖民势力利用华人苦力修铁路、开采金矿、开垦农田。渐渐地,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华人开始在特定区域活动,寻找商机,组织互助合作社来与外部社会的种族歧视相抗衡,从而在新世界生存下来(Wong,1978,1982,1998)。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以及矿场的倒闭,在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来到城市找工作(Wong,1982;Lee,1960;Wu,1958),在劳动力市场上,华人面对来自白人劳动力的竞争,深受种族歧视之苦。欧洲人对新世界的殖民扩张迫使华人做出特殊改变来适应新环境:他们来到城市寻求商机,包括开饭店、杂货店、洗衣店以及其他一些不(对白人)构成竞争威胁的生意;他们来到城市发展,聚居在唐人街,并且在里面成立组织以实现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华人根据亲属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原乡地的原则来发展这些组织,他们利用自己的民族资源来面对当地问题,适应当地社会。许多学者(例如Lee,1960;C Chu,1975;Wu,1958)已经做过相关研究,他们探讨了这些历史因素是如何决定了唐人街的形成,华人如何在当地社会灵活应变来面对美国糟糕的经济环境。他们不是被动、无助、平庸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实干家、行动家和谈判家。然而,移民到欧洲的华人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第一,他们到的是西方殖民者的宗主国,这和移民到殖民地完全是两码事。第二,大部分移民潮是最近发生的,始于20世纪60年代(Pieke,1998;Christiansen,2003;以及本书中的桑托斯、庄雅涵和泰孟)。第三,许多新移民来到欧洲希冀着开发他们的零售行业(制造、购买、卖出,即做买卖),要么就是开一个中国餐馆。

  庄雅涵和泰孟的文章清晰地展示了华人在法国巴黎社会中的中间人角色,还有华人同外部社会展开了冗长的协商妥协。为了能够被外界社会所接受,为了能在巴黎波宾库(Popincourt,位于巴黎十一区)开辟一块立足之地,华人社区的领头人不得不让唐人街符合法国的民族国家历史。在那里建立的“华人聚居区”必须被看作是用来肯定他们同化外国人、让外国人融入外部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样,在巴黎附近的欧贝维列建立的华人聚居区,必须符合他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欧贝维列,华人被看作是全球贸易的棋子,他们连接着当地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唐人街要不断塑造自己,使其适应外部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

  葡萄牙的里斯本和波尔图唐人街的发展也遇到了类似的障碍,反映了它们受到了同样的外部社会的制约。桑托斯的文章表明,葡萄牙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华人商业活动的竞争性是当局决定限制华人移民葡萄牙的主要因素。华人移民被看作是本地商业的竞争者,因为他们从中国进口廉价货物,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唐人街及其内部的华人商铺被葡萄牙当地人看作是有害的威胁。而且,由于本国经济动荡,导致几十年里西方对华人的标签和刻板印象死灰复燃。华人被塑造成“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里斯本唐人街计划也堂而皇之地被外部社会制止了。

  然而,里斯本新移民的中间人功能也显而易见。本书中作者李胜生和李晓玲、恒安久以及令狐萍的文章揭示了华人如何利用外部社会资金发展现代化的社区服务中介来帮助唐人街的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在一些社会里的经济活动受到制约,是唐人街落后的主要原因。本顿(Benton)和彭轲(1998:13)以及克里斯滕森(Christiansen,2003)认为欧洲的华人相比美洲华人受到较少歧视,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所以他们没有像北美唐人街那样发展出一个隔离开来的华人聚居区。如今,被隔离的社区越来越少,但是华人的街区继续发展着。在某些城市,我们看到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华人聚居区和唐人街不断扩展繁衍。正如英格利斯、庄雅涵、特雷蒙、令狐萍、李胜生和李晓玲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所显示的,随着人们对华人叫嚣般的歧视越来越少,我们看到各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商业居住区,比如芝加哥的“华人文化区”,利马的“新华人区”以及巴黎新发展的两个“华人聚居区”,它们都不是被隔离开来的社区。再次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妨碍我们之前的论点,即唐人街的形成深受外部社会和当地经济状况的制约。恰恰正是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发展的类型,以及它们该采取何种适应性措施。经济环境也没有规定华人必须建立一个隔离的社区来自我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种族主义,也不意味着“他者”的概念已消亡殆尽了。

  在本书中,庄雅涵与特雷蒙的文章讲述了欧贝列维的新华人零售区是如何形成的,他们认为法国人对华人文化的认知以及他们的同化政策在一个新的华人零售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外部社会往往会采用某种文化叙事来抗议街区的某项变迁。比如说,波宾库和欧贝列维的居民通过交通阻塞问题、街区特征的改变、单一的种族人口、单一工业vs.多元工业活动这些叙事,来排斥华人渗透到巴黎当地社会中去。同样,桑托斯的文章介绍了葡萄牙的华人社会情况,在他的文章中,葡萄牙唐人街的构建也是与当地人对华人的偏见紧密相关。许多对华人传统的刻板印象,比如华人是一夫多妻的、不讲卫生的社会异类等在当今葡萄牙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葡萄牙人脑海中把华人塑造成“外来者”的形象,大大影响了发展唐人街的计划——即华人的零售业对空间的使用。过去的传统、刻板印象、种族主义以及葡萄牙当今社会的经济状况,都极大地影响着波尔图和里斯本的华人社区的发展。因此,涉及华人的叙事来自于外部社会对华人形成的心理模式。恒安久、庄雅涵和泰孟都认为,对唐人街的再造以及构建,都与中国的崛起和全球经济力量密不可分。桑托斯的研究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葡萄牙人对建造里斯本唐人街抱有恐惧,这种恐惧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但其中之一便是害怕来自中国这个全球经济力量的竞争。当地社会利用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以及同中国进行的国际贸易来支持或反对是否应该发展新的华人社区和唐人街。害怕被中国主导经济毫无疑问是其中一个因素。

  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以何种形式发展,具有怎样的规模,甚至是否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在某些国家,发展华人商业娱乐街区以及唐人街受到了外部社会的反对。唐人街的发展深受法律、社会以及种族因素的制约。对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华人而言,似乎建立一个正式的唐人街仍然困难重重。阻碍主要来自于外部社会。种族主义,经济竞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似乎都阻碍着唐人街在波尔图和里斯本的形成。即使华人并没有发展出一个被隔离开来的社区,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华人的自愿性组织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在伦敦的唐人街,人们建立了中华商会、伦敦中华青年组织会、伦敦唐人街舞狮协会、伦敦唐人街华人会馆(Zhang,1992),在阿姆斯特丹,人们还建立了荷兰华侨协会、华人运动协会、阿姆斯特丹中华佛教中心、浙江华人会馆等等(L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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